在12月16日美联储加息后，唱空人民币的评论更是甚嚣尘上。

资产证券化这些风险分散手段，也正在积极的介入。比如说可视化的防控，保障资金安全，风险预警机制，我们依托于网上平台和线上的系统，开发了风险实时系统，使客户在不同渠道的交易历史，在系统内得到汇总，打破各个系统间的信息孤岛问题。

实际上，昨天我们网上组织了一个讨论会，里边也有一个商业银行的行领导，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曾经做了一个数据的分析，商业银行有大量的数据，但是没有综合的运用起来。比如说核心技术的缺乏，大数据挖掘平台能力薄弱，平台的构建缺乏核心技术。那么我们看到了传统机构和产业供应链的金融服务模式，也开始在做一些根据产业集群、根据供应链作出一些调整，比如说产业的集群以专业市场的形式也好，以地域的形式也好，以某一个特定产业的供应链也好，这样形成的特色商圈集群的开发和产业供应链的开发。同时，产业链的专业化经营和大数据信息的追踪，对于降低信用成本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看到富国银行的发展案例证明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如果做得好，是可以穿越经济周期而且商业上是可持续的。

全国性的这些商业银行，他在做小微金融方面，他们强调的比较多的就是根据监管的要求，比如说对小微金融的特定的差异化的服务，有的把他不叫小微金融，叫零售企业业务，把他当做零售业务一样做，非常的分散。所以，在经济下行时期，我们看到全国的小微贷款余额的增速开始放缓，特别是2012年3季度和2013年的2季度增速是明显回落的。在现行体制下，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并存，它为国内经济政策提供了灵活性与独立性，有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国际金融体系与秩序未随着国际经济力量与结构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体制性不公正和绩效的不公正还依然广泛存在。具体而言，金砖银行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中长期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融资，其核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预计于2016年开始放贷。因而，在互信基础上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共同构建有效的国际金融合作新机制成为重要挑战。按照名义汇率折算，目前中国的GDP已占全球的13.7%，而在IMF拥有的投票权仅为3.65%。

此外，2014年11月8日，中国还宣布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救助缓和了战后许多国家的国际收支危机，推动了其经济复苏与发展。

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已经衰落，西欧、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相继崛起，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保持持续、强劲、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突出，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已成为大势所趋。它不但开辟了南南合作的新阶段与新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它宣誓着新兴经济体在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力图打破发达国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垄断，独立自主地建立符合自身发展利益需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并通过边际增长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更显著的话语权与决定权，从而为实现平衡、公正、透明与完善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做出贡献。金砖五国还共同建立互换规模高达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基金，为成员国在短期遭遇国际收支危机时提供流动性支持。作为传统世界格局中的最大既得利益者，美国一直把维持霸权视为终极目标，千方百计遏制其他国家的崛起势头。

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时期。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已多次要求国会尽快批准IMF的份额与投票权改革，让渡更多的权力给发展中成员。在连续爆发七次美元危机之后，尼克松政府最终宣布停止向国外中央银行兑换黄金，这标志着运行了27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要与美国保持有效沟通与对话，寻求最大利益共同点，分化其盟友，继续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海外投资，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

据世界银行测算估计，目前全球每年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的资金总需求约为1万亿美元，而世界银行仅能够提供600亿美元，再加上私营部门的投资也只有约1500亿美元，投资的供需缺口非常巨大。美国的孪生赤字——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并存是长期困扰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一直未得到实质性地解决。

与新兴经济体国家迅速崛起相对应的是美国综合实力的相对削弱，由于在国际贸易领域长期保持巨额逆差，美元作为国际支付及储备货币的成色已大打折扣。人民币已符合进入IMF特别提款权（SDR）一揽子货币的标准，有望成为货币篮子的第五种货币。

世界银行行长与IMF总裁职位常年分别由美欧人士把持。英国由此失去了世界工厂的地位，美元对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强烈冲击，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金本位制难以为继。其次，中国还要进一步提升外交技巧，开展精明的大国博弈。固定汇率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汇率的波动，有利于国际贸易及对外投资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些国家同样心存忧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美元因而获得等同于黄金的地位，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自2009年开始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在2010年达到5000亿元，2011年突破了2万亿元，2012年和2013年分别达到近3万亿元和4万亿元。它们为现行的国际资金池注入新鲜力量以实现促进发展的功能提升。

鉴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国际金融竞争力状况以及外交总体战略，中国欲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首先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的发展与强大。相比之下，中国则在近年来明显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以IMF投票权为例，发达国家的投票权份额为60%，而西方七国拥有46%的投票权，这与发展中国家的GDP已超过全球的半壁江山的情况不符。人民币已经逐步由周边化、区域化走向全球化，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以及全球第五大最被广泛使用的交易货币。

这无疑将扩大SDR货币篮子的代表性，提升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公平性，同时也表明人民币已经具备了成为国际交易、结算、储备和投资货币的基本条件，并将发展成为维护全球金融公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这将在欧元、日元国际化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摆脱依赖单一主权国家货币创造有利条件。由新兴经济体所主导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从初始就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强调体现平等、包容与互补精神，这与世界银行和IMF所遵循的大国主宰、小国从命的中心—外围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在IMF的救助方案中，往往强制性地要求受援助国接受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包括紧缩财政开支、大规模私有化、汇率改革、贸易自由化等。在大起大落的浮动汇率制下，货币与外汇风险显著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际贸易的正常活动，并导致资本的跨境无序流动。

例如，根据IMF规则，重大议题都需要85%的投票份额通过率，这也就意味着拥有16.74%投票权的美国对所有重大事项都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首先，将单一主权货币美元作为国际基准货币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新型机构彰显平等与民主，促进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渐趋完善。凭借强大的制造业、贸易与航运优势，英国建立并主导了以金本位制为标志的全球金融体系。

单极的国际金融体系必定建立在主导国超强的经济实力之上，而随着主导国经济实力的衰落，国际金融体系也必将走向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变迁正是国际经济格局不断调整的反映。此外，美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以上，黄金储备约占资本主义国家的六成。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重心已由过去的G7演变为现在的G20就是典型的例证。尽管2010年IMF执行董事会早已通过份额改革议案，增加新兴市场国家6%的份额，其中中国的份额计划升至6.39%，但随后美国国会否决了这一提案，令人颇感失望。国际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变化，由此推动全球金融权力格局、运行规则以及组织机构发生变革正当其时，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雏形初步显现，主要体现为：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日益多元。同年10月24日，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倡导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主要致力于支持成员国机场、铁路、港口、公路、电信、电力电网、油气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现行体制下，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并存，它为国内经济政策提供了灵活性与独立性，有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最后，如何处理与传统金融体系尤其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它地区开发银行之间的关系。

在IMF的救助方案中，往往强制性地要求受援助国接受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包括紧缩财政开支、大规模私有化、汇率改革、贸易自由化等。近现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演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拥有超强的制造能力且控制产品上下游增值环节、拥有强劲的国家竞争力并获取巨额黄金及外汇储备的基础上，本国货币信用才能被各国所自然追捧，并逐步成为国际基准货币，由此建立以本国货币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取得国际金融秩序与治理的主导权。

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正在通过自己实际行动的示范效应倒逼现行国际金融治理制度的改革。但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仍为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所控制，反映的是依然是二战后的金融权力格局，与近年来的全球经济格局变迁十分不匹配。